战神“克星”在进化——反炮兵雷达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快！快撤！”炮声刚停，炮兵指挥员就一边焦急地指挥士兵撤收装备，一边盯着腕表上的秒针。

  部队刚离开发射阵地，机动到一片密林前，几个火球便在刚才的发射阵地上炸开！“好悬！”炮兵指挥员心头一凛。

  这种炮战场景，在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中并不罕见。而其中让炮兵指挥员焦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敌方的反炮兵雷达。

  反炮兵雷达，是炮兵侦察校射雷达的通俗叫法，大多数都用在探测敌方炮兵阵地，为己方实施火力压制提供引导。

  在各类精确打击武器和无人作战平台竞相涌现的今天，野战火炮凭借较高的效费比和强大的杀伤力，依然不负“战争之神”的美誉。

  然而，正所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反炮兵作战也因此受到各国军队高度关注。

  在用来反炮兵的各种武器装备中，反炮兵雷达较为常见。随着当前火炮有关技术的发展和其应用的持续革新，了解、认识、研究反炮兵雷达就有了新的意义。

  早在14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就开始使用火炮攻打坚固工事。16世纪，炮兵发展为一个独立兵种。一战爆发后，一些国家的炮兵规模达到了陆军总兵力的30%。二战中，“大炮兵主义”盛行，炮兵迎来了更加快速的发展。与此相应，反炮兵作战也在多国被列为军事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端掉敌方炮兵阵地成为一场战斗的首要任务。

  在反炮兵雷达出现之前，对炮兵阵地的发现、定位主要依赖人力，除了平时对战场做全面勘测和依据火炮使用特点进行推定外，主要还有3种方式：光学观测、声学监测、航空侦测。

  光学观测最为简单。一般是安排多个观察员前出，监测敌方火炮开火时产生的浓烟、炮口闪光等光学现象，再通过交会定位的方式，确定敌方阵地。这种方式适用于距离较近的炮战。

  声学监测是一种被动侦察方式，即利用分布在不同点位的拾音器或大喇叭，接收敌方炮兵开火时产生的声波，计算出目标的坐标。二战期间，美军有四分之三的反炮兵侦察任务都是通过这一种方式完成的。

  航空侦测，顾名思义就是“高空版”的光学观测，高空气球、飞艇和飞机是主要载体。二战东线战场上，苏军就曾将伊尔-2攻击机用于炮兵校射和对德军炮兵阵地的侦察。

  上述三种方式各有优点，比如光学观测最为可靠，声学监测相对隐蔽，航空侦测效率较高等。

  但在具体战争实践中，有一点再明白不过：战斗中谁更快地对敌人的火力急袭做出一定的反应，谁就更有机会获胜。显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3种方式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反应速度较慢。尽管有些国家研制出了机动性较强的炮兵侦察车，但在实践中发现，乘员回送侦察到的情报也需要一些时间，往往是等到装定好己方火炮的射击诸元，对方早已跑掉了。

  于是，在这场“猫捉老鼠”的生死竞速中，“快些，再快些”就成了对反炮兵手段的关键性要求，反炮兵雷达应运而生。

  事实上，雷达与火炮结合的初衷并非是用来侦测对方的炮位，而是用于射击校准，这也是反炮兵雷达叫作炮兵侦察校射雷达的原因。

  二战期间，战场向海洋深度拓展。为了使舰载火炮和岸防火炮打得更准，产生了早期的火控雷达。其原理是通过发现未能击中目标的炮弹所激起的水花位置，来为火炮提供射击修正参数。

  军事创新有时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操作人员在使用上述火控雷达时留意到，特定条件下，雷达能发现并跟踪炮弹的飞行轨迹。鉴于这一轨迹比较固定，如果捕获到一枚炮弹飞行过程中的多个点位信息，通过数学运算就可以大致确定炮弹的落点。基于这个发现，纳粹德国的工程师发明了“达姆施塔特”炮瞄雷达，使火炮射击走上了科学校准的道路。

  同时，科学家们也意识到，如果对上述过程进行逆向推导，理论上也能发现来袭炮弹的发射位置，反炮兵雷达的概念由此诞生。

  不过，当时的雷达性能并不能够满足反炮兵作战对时限的较高要求。直到二战后，计算机技术兴起，快速准确地对炮弹飞行轨迹进行反向解算才成为现实。总的来看，反炮兵雷达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时期的反炮兵雷达基本由炮瞄雷达改装而成，因为性能有限，只能跟踪飞行轨迹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飞行速度不高的迫击炮炮弹。比如美国的AN／MPQ-10型、英国的“绿衣箭手”“辛柏林”等。

  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成熟，使得计算机运算速度大幅度的提高，美、苏分别研制了AN/TPQ-36/37和ARC-1型反炮兵雷达，能够对大口径火炮进行侦测，从发现来袭炮弹到获取目标位置最快只需10多秒钟。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反炮兵雷达伴随着相控阵雷达技术的成熟逐步发展，实现了对作战区域的全向监测，在弥补预警漏洞的同时，降低了误报概率。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AN/TPQ-53型、俄罗斯的“动物园”系列、欧洲的“眼镜蛇”等。

  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反炮兵雷达就是炮瞄雷达的衍生品，它源自炮瞄雷达，又与后者合二为一、融合发展，形成了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的独特局面。

  曾经有这么一个观点——自从反炮兵雷达出现后，反炮兵作战就不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数学问题。

  这种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现代炮战由技术主导的特点。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些军事冲突，反炮兵雷达用得好不好，有时会直接影响战争进程。

  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AN/TPQ-37雷达至少测定了356个目标，进而摧毁了伊军炮兵和不少“飞毛腿”导弹阵地。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内乱中，叙政府军刚开始被军的强大火力所压制，引入反炮兵雷达后，局面立即得到改观。

  而在2020年爆发的纳卡冲突中，亚美尼亚国防部官员曾表示，花高价向印度购买的4台“施瓦提”反炮兵雷达未能发挥作用，导致亚军多次贻误摧毁阿军炮兵阵地的机会，造成了总体态势上的被动。

  然而，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炮兵雷达的显著效用，也引发相应对抗手段的出现，使其作战使用和技术改进面临诸多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高风险。从近年来的地面作战情况看，各国军队已将反炮兵雷达作为反炮兵作战的优先打击目标，特别是反辐射导弹、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的广泛应用，让强调“快打快撤”的炮兵不再安全。毕竟，在战场中“游走”的炮兵阵地大多是临时构建，空防力量往往不足。

  目前，各国装备的反炮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大多为30～50千米。俄制“动物园-1M”反炮兵雷达对155毫米口径榴弹炮和多管火箭炮的最大搜索半径分别为23千米和45千米，美制AN/TPQ-53型反炮兵雷达90度扇区扫描模式时的最大搜索半径可达60千米。

  但是，新一代火炮的射程普遍超出现役反炮兵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比如，正在研发中的美XM1299和俄2S35型自行榴弹炮，最大射程均可达到70千米以上。同时，两国还在为现役火箭炮开发新的增程弹药，“门槛”射程是100千米。这样来看，反炮兵雷达的战位似乎只能往前而不能退后。

  无论从军事对抗还是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反炮兵雷达都迫切地需要改进和提高。比较明确的趋势是多功能化，即从用于炮兵作战的独立系统升级为可对各类低空目标进行跟踪监测的综合系统。比如，瑞典爱立信微波公司生产的最新型“长颈鹿”AMB雷达，可同时遂行探测气动目标、弹道目标和火箭弹、炮弹以及无人机的任务。

  从长远来看，反炮兵雷达的发展或将增添一份“复古”色彩，以“回归”的表象实现“低调地高能发展”。

  一方面，探测手段趋于隐身化。新一代反炮兵雷达将重拾对火炮声、光信号进行监测的能力，运用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收集到的信息做综合分析和自动研判，从而快速确定敌方炮兵阵地的坐标，最大限度地避免因雷达开机暴露己方位置，提高生存性。俄罗斯最新一代炮兵侦察系统“盘尼西林”，配备了声音接收和光电模块以及红外摄像机，用于采集火炮发射和弹药爆炸的声、光信号。据悉，其获取单独目标坐标时间不超过5秒。

  另一方面，系统组成趋于一体化。新一代反炮兵雷达或将撑高航空侦测的“天花板”，将卫星、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等先进装备纳入反炮兵侦察手段的选项中来，进而推动反炮兵雷达深度融入战场态势感知系统，实现多维情报向炮兵部队的实时共享，以及侦察情报保障与自动化数据处理分析、射击任务分配一体化联动，大幅度缩短“发现—杀伤”决策链。未来，在以反炮兵雷达为核心的综合炮战指控系统调度下，“用炮兵反炮兵”的杀伤链或将拓展为“炮兵调度全域火力反炮兵”的杀伤网。